剧情简介
《长安三万里》还塑造出了李白与高适这两个极为立体的人物形象，既与历史互文，又基本符合受众的审美期待。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的“天花板”，其诗奇幻瑰丽，他是世人眼中超脱于六界之外的谪仙人形象。与以往认知有所出入，片中的李白多了几分“人气”。他心有傲气，会因崔颢的一首《登黄鹤楼》而自愧不如，立志下扬州作好诗；他性子顽劣，会同裴十二盗劫柘枝舞女；他彷徨迷茫，会向孟浩然寻求是否入赘的答案；他甚至会犯错，耽于酒乐而忘却与好友高适的约定。但这种复杂的形象也从侧面突出了李白的矛盾性，他有出世魂，亦有入世心；他望展鸿鹄之志，却无奈只能流连诗酒之间。所以他隐居庐山后才会应永王之求，出山为其作诗。这一情节的设计，将历史上那个既可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傲李白与又可低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无奈李白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相较于李白，高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更偏类型化，他出身低微，口齿不清，非读书之才，但是勤奋刻苦成了他的标签，于是他成长为独当一面、收复长安的武将。在高适的身上，成长弧光熠熠生辉。但是，站在历史长河而观高适，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人。在片中，他更多被塑造成了中间人的形象。站在长安历史的中间，他是唯一一个看见盛世长安与废墟长安的人；站在诗歌发展的中间，他既与“诗仙”李白交心，又与“诗圣”杜甫交志，是连接唐诗飘逸之姿与唐诗纪实倾向的诗人。事实上，李白与高适既相似又相异，他们在少年得意之时相识，有着对长安的美好向往，却自扬州分别后，走上了各自的道路。造化造物，因缘际会，李白与高适所寻之道不同，所行之事也不同。影片将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置于前台，再次将出世与入世这一议题悬于二人与观众之间，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高适勇退吐蕃的叙事和携《河岳英灵集》而游四海的结局让出世与入世达成和解，即大丈夫自当如李白《侠客行》中写到的一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既能入世而为又能出世而行。影片中，李白亲言《侠客行》乃依高适形象而作，这也道明李白入世之心。可是时代阴影下，李白的命运早已注定，宿命论说为李白蒙上了悲情，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高适对命运的反抗更显悲壮，对他人的悲悯也更具力量。固然，电影、电视剧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亲缘性，但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的媒介，有着不同的创作范式和相对稳定的艺术特征，观众对它们也有各自的审美期待。电视是小荧屏，与观众的视觉距离很近，镜头运动会相对舒缓单调，大量使用特写和近景，避免给观众带来眼花缭乱之感；电影是大银幕，包容的信息量更为丰富，镜头语言往往具备更强更丰富的动作性，综合运用推、拉、摇、移、跟、升、降等手法提升镜头语言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电视剧的篇幅具有很强的伸缩性，短一点的可以是如今12集的短剧规格，长一点的话可以长达四五十集甚至更多，叙事上它拥有多样的节奏选择，可以闲庭信步、不疾不徐，可以家长里短、细水长流，也可以反转不断、跌宕起伏；电影的篇幅相对固定，基本上就两个小时，对故事的独立、凝练与完整性有很高的要求，更多经由画面而非台词交代信息。电视剧的观看环境既个性又多元，而且可以暂停、可以倍速、可以重播，可以随时进入随时退出，甚至有时只是一种日常的背景声和陪伴，欣赏氛围更为轻松多元；院线电影上映时观众需要进入电影院的密闭空间，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屏蔽外界干扰、全身心地投入故事中，它具备艺术欣赏的特点，对故事的沉浸感提出更高的追求……这意味着，无论是“影改剧”还是“剧改影”，均有必要根据新媒介的特征在叙事上做出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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