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场景也是程序员潘生最重要的工作地点。一人一台电脑、十几部手机,每天工作十八九个小时。这不仅仅是片中潘生的工作状态,现实中绝望也一样在上演。“腿打断被电击,关在小黑屋里18天”“上厕所超时要罚款,没完成任务会体罚,有命赚没命回来。”“三天就可以‘杀猪’,有人在一个客户那做了900多万。”被海外高薪招聘信息所诱惑,幻想着一夜暴富出国工作的打工者,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年薪百万的工作,而是被限制人身自由无休无止的接单刷单,遭受挨饿、毒打、电击等酷刑,甚至命丧他乡。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迭代,各类新型网络犯罪、诈骗手段也层出不穷。潘生、安娜的遭遇在现实中不断发生、可能被任何人遇到。电影也特别在全国反欺诈宣传日发布这则预告起底诈骗工厂内幕, 揭秘骗子的套路,提醒观众谨防网络诈骗、不要上当。这里有拉美联盟,有会跳家乡舞的家乡人,在这一层面上或许会引起苏莱曼对家和身份的认同感。但与朋友的会面,乃至早前与出版商的会面之后,苏莱曼便发现没有人真正关心巴勒斯坦的战争,或者说没有人真正关心除自己之外的任何战争,哪怕他们知道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苏莱曼清楚的意识到人类的个体意识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但更另苏莱曼无所适从的,是他所的面对那些充满活力、大放异彩的年轻个体(纽约的电影学生和巴勒斯坦的舞池年轻人),这些鲜明的个体又以及其和谐的方式成为一个群体,一个看似松散却又无比强大的群体,他们强烈的表达方式和进步使得苏莱曼失去了定义的标准,这也是苏莱曼在有生之年都难以实现的对“群体”和“身份”认同的追求,就像他在有生之年都难以见到巴勒斯坦的和平一样。至此,苏莱曼意识到自己不仅在空间上身处异乡,更在个体发展的时代上失去了精神的连接与归宿,在影片结尾他望着舞池里的年轻人时,也一定会意识到,其实自己就是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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