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在回顾《长津湖》系列电影的创作过程时谈到,从拍摄到公映的三年,经历了疫情最吃紧的时期,怀着对人民英雄志愿军无比崇敬的心情,在抗美援朝精神的激励下,博纳影业带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我们奋战在创作的一线,在拍摄期间经历了异常的艰辛和难以想象的困难。陈学礼:我们哪有什么新啊。很多人经常说“我是史上最……”,我蛮讨厌这些说法。我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只是我自己在一些实践中考虑的问题。真正把这件事情往前推进的,实际上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意大利的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另一位是路易·马勒。路易·马勒在印度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印度魅影》,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到中国拍摄了纪录片《中国》。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影片里呈现他们和他们的摄像机到一个地方以后,对摄像机前的事物产生的影响。你看五六十年前人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多诚恳啊,我们在有些时候为什么总觉得不要让观众看到拍摄者对摄像机跟前的人产生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些东西了。相反,如果我们把自己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实际上会越来越远离这个事件的真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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