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民族志电影最宝贵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我可以用影视的手段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知识记录得有多精美。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前辈们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影像记录、影像表现的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有可能找出什么方法去做一些实验和尝试?平时这样做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换个角度、换个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会比较好。在深圳路演场,一位女观众向王千源提问:“王历文最后在电影里面说‘我太笨了’,等罗宽死了才确定陈家栋的身份。所以你是‘兄弟脑’吗?”台上的王千源好奇反问:“什么是‘兄弟脑’?”这位观众解释:“‘兄弟脑’就是完全相信兄弟,就像我满脑子都是陈伟霆。”王千源笑着回答她:“那我满脑子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导演,一个跟你一样,也是陈伟霆。不管戏里戏外,我都非常喜欢陈伟霆。他是我的‘小兄弟’,我俩‘心心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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