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安德烈·巴赞所言“电影最终改变了生活,当然生活毕竟还是生活”。当老年题材电影沦为一种吸睛的范式,那么必然失去了生命与生活本身的厚重,倘使这种厚重感趋于式微,试问影片最终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如果不是看到破旧的“哈勒布特”公交站牌,并不容易断定创作团队已不动声色地将原著中的故事发生地——东北,移步到了呼和浩特。这个大胆的跳跃非但没有削弱小说所营造的落败小城的老旧感,反而更容易印证和唤起观众对那个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下岗大潮中的生计困境、疏离的家庭成员关系、被时代洪流改写的个人命运,与此同时,还巧妙避开了近年来荧屏上将“东北”和“凶案”故事绑定的固化印象,这些无不显现出创作者的能力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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