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民族志电影最宝贵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我可以用影视的手段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知识记录得有多精美。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前辈们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影像记录、影像表现的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有可能找出什么方法去做一些实验和尝试?平时这样做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换个角度、换个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会比较好。陶昕然回忆起和这位同行乘客的渊源,她表示五年前独自带娃出行时遇到了一些窘况,邻座的男士施以援手,“临别时他说,他看过我的戏,要我一定不要做一个全职妈妈,要继续拍好戏给大家看。”陶昕然也表示这几年她也经常收到粉丝的私信,叮嘱她一定要去拍戏,不要做一个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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